近10年，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包括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对我国高等教育格局的一次重要调整，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兴和交叉学科发展、有组织科研、更加深入的国际交往等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被国家和社会寄予厚望。
人才是第一资源。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第一使命自然也是致力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这需要新型研究型大学从组织层面到人员层面，都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自己的核心使命，明晰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人才培养标准，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为我国涌现出更多的“高精尖缺”人才打开新的空间。
当然，这一使命也意味着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解决传统人才培养中遇到的一些瓶颈问题，有效激活自身各种关键要素，并专注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笔者看来，要达到这一目标，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是其中最关键的人力资源要素。通过分析和总结新型研究型大学保障教师专注于教学的某些做法，可以为传统研究型大学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教学是岗位责任，科研是自己的事
近段时期，多位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校长都强调为学生上好课是教师的首要责任。很多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在自我认知中，也将“上好课”“指导好学生”看作自己的第一责任，以及对自己学术生命的长久承诺。
尽管传统研究型大学也重视引导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入在培养学生和基础研究上，但是由于收入分配体制的局限，院系、学科、教师都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在“科研创收”活动上，这就使得这些关键人力资源要素难以稳定地在人才培养上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则可以轻装上阵，通过为教师提供充裕的物质资源和收入保障，并对其进行严格的约束，将教师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教学上。
具体而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更注重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他们并不认为教学和科研是两码事，也不会因为课时费太低便消极授课，甚至逃避授课。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并不认为科教是分离且对立的，而是能及时将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用学术前沿启迪并增强学生的“科研敏感性”，自己也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科研灵感。
相比之下，我国很多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教师需要在教学收益、科研收益、服务收益、外出报告收益、成果转化收益等诸多收入分配要素中进行比较和权衡。由于教学收益在其中往往是最低的，很多传统研究型大学教师将教学工作看作是“良心活”。新型研究型大学则一般提供较为优厚的整体年薪，不单独计算每门课的课时费，同时严格限制教师从其他渠道取酬的空间。
在这种环境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往往会认为教学是岗位责任，科研是自己的事。他们一般会优先保障教学工作和学生指导，在履职之余才基于自身的兴趣从事科研工作。
加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海归学者比例通常比较高，这种符合国际惯例的认知更容易被他们接纳。部分从国内招聘的优秀教师也会很快认同这个学术观念，所以“教学是单位的事，科研是自己的事”便逐渐成为教师普遍确立的原则。而多位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校长也始终反复强调这一点，积极防范这种组织认知发生异变，努力让这种认知成为大学教师的“操守”。
在“小而灵”的环境中打破壁垒
在学科与专业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对于其中的壁垒看得比较淡。他们更注重在一个开放的学术环境中从事学术工作，鼓励学生在跨学科和跨专业的视野中进行学术探索。
这一方面源于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具有“小而灵”的特点，内部组织壁垒并不十分森严，另一方面则源于这些教师在国内外顶尖院校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决定了他们更加注重开展跨学科、交叉学科的教学和科研，积极拓展学科边界，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致力于开设具有明显交叉学科属性的前沿性课程。由此，教师开展通识教育的障碍天然会比较小，跨学科和跨专业的人才培养则天然拥有肥沃的土壤。
相比之下，传统研究型大学的资源严格按照院系、学科、专业进行配置，彼此间存在竞争关系和排他倾向。在基层学术组织看来，本科生、研究生、学科专业建设经费都是需要争取的“资源”，这很容易造成彼此间壁垒森严、互相排斥，难以形成育人合力。
在打破专业与学科壁垒的同时，对于打破区域“壁垒”，进行国际化交流和国际化人才培养，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更为看重。
宏观来看，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鲜明的国际化特征，非常注重从国际上招募一流师资。这些教师一般都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学术网络。他们更注重引导学生增强全球意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鼓励他们保持文化自信，勇敢走向世界，在全球最重要的学术节点上探索未来、服务国家。
与此同时，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在地国际化”方面也做得比较出色，国际学者和国际学生在校园里能开展无障碍的学习、研究和交流。而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国际化程度总体还不够高，很难做到引导学生融入全球学术圈，在地国际化方面也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显著提升。
更频繁的产业互动
新型研究型大学教师的优势还体现在与产业界的互动中。
比如，这些教师更注重与产业界的联系。他们会带领学生面向行业、企业、产业开展学习和研究，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支撑。学科专业建设始终保持对新需求、新市场和新技术的敏感，学科专业的动态调整就会更加主动和及时。于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在产教融合方面逐渐形成更大优势。
而传统研究型大学则更容易将自己视为“象牙塔”，有些高校甚至会刻意与市场和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学科专业的动态调整往往显得更加被动和滞后，很难快速适应市场和企业的需求。
同时，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更注重创新教育。他们积极做好学术引领，提高学生思辨能力，推动研究方法训练，带领学生开展创新研究项目，帮助学生在课程学习、实践训练和创新活动中训练思维、拓宽视野、提高素养，逐渐形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科研引导教学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学生培养的重要环节。新型研究型大学更乐于向学生开放先进的实验室平台，提供系统、全面的导师指导，鼓励学生参加各类科研项目、发表科研论文、参加学科竞赛和创客项目，通过通识与专业贯通培养“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
相比之下，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往往更加注重引导学生掌握更加全面、系统的基本原理和专业知识，理工专业领域的学生容易被培养成“理科化的工程师”。
新时期，新型研究型大学肩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的重任，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具有独特的使命和责任。上述对于新型研究型大学和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在学生培养方面的比较，并不是“捧高踩低”，而是希望在比较中带来更多的反思。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状态，仍然存在着各种问题。但是，它们这种整合各种要素、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放在中心位置的探索，值得传统研究型大学学习、研究和借鉴。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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